我国减刑制度的弊端

　　我国《刑法》里明确规定了减刑制度，有了它，好多服刑的罪犯在监狱里才有了盼头，他们都希望通过这个制度能少服点刑，除了个别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孤老型罪犯，恐怕没人愿意在里面多呆。

　　我国的减刑制度还是比较有特色的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和别的国家都不一样，基本上是自己建立的，但是有些人说减刑是我们的创举，这就有点过了，不要像韩国人那样什么都争第一，我们的减刑制度最多追溯到一九四几年，美国纽约州一八一七年就通过“善时法”了。

　　总体来说减刑是个不错的制度，从理论上讲它有几个作用：一是具有促进罪犯积极改造的激扬功能；二是对罪犯改造具有鼓舞功能；三是具有变更原判刑罚的调控功能。当然了，对服刑的老犯们来说只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早点回家。但是我们现行的这个减刑制度有许多弊端（有什么制度没有弊端呢？是吧？）。

　　一个就是减刑权明显错位。我国刑法明文规定，减刑由法院决定，这意味着减刑权归法院所有。纵观世界，减刑权的归属有两种模式：一是由法院即审判机关决定减刑，二是由监狱行刑机关或特定的行政机关决定减刑。减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罪犯真诚悔过认真改造，那么掌握减刑与否的权力的人们就应该最起码满足两个条件：一是有着专业的改造（矫正）知识；二是全面了解罪犯的改造情况。这我们就要问了，是法院的法官还是监狱的警官更具备上述条件呢？另外，由法院掌管减刑权很浪费诉讼资源的，一个法院可能要处理几个甚至十几个监狱的减刑案件，负担很大的。监狱的负担也很大，实践中，每次减刑法院的减刑组下来，招呼起来也很浪费资源，当然这个不能归为诉讼资源。最为主要的是，减刑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权力？是审判权么？明显不是，减刑只是减少实际服刑的刑期，又不是对原判的改判，应该属于刑罚执行权的范畴，正应该是刑罚执行机关也就是监狱来行使么。

　　二就是减刑设置的条件有问题。这引出很多问题，比如刑期短的减不上刑或只能减一次刑；有的特殊犯人通过“著书”、“发明”、“抢险救灾”弄到重大立功频繁减刑；还有减刑条件设置不统一导致东西南北的犯人减刑机会不均等。

　　三是罪犯减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。首先就没知情权，犯人对自己能不能减刑心里完全没底，要是每个犯人都知道自己能不能减能减多少多好，他们改造是不是更安心？另外还没辩护权，减不减得上，为啥减不上，完全不让你分辩，你只有权保持沉默。最后还没上诉权，不给你减你也没招，不是爱哪告哪告去，而是没地儿告去。

　　四是对减刑的监督不力。为什么都觉得减刑里猫腻多？为什么以钱买刑的说法经久不绝？这都不是传说，历年我就经手不少于减刑有关的职务犯罪案件，警官有，法官也有，说实话也只是沧海一粟，拿钱办事，老犯减了刑就满足，不仗义的很少，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是拿钱不办事的。

　　总之减刑是很难的，老犯是期待的，改变是以后的，何时是未知的。